2006年10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唯一的數(shù)字性指標是“逐步使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達到4％�！笔聦嵣�，對于4%的數(shù)字，國人并不陌生，早在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就明確規(guī)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例，2000年達到4％”。但十幾年來，在實際執(zhí)行中，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NP/GDP的比例始終沒有達到4％，歷史上該比例最高點是2002年占GDP的3.41%，離4%仍有一定距離。這與我國世界第四大經濟實體的國際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因此，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應盡早達到4%。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4%是個什么概念呢？國際上，通常把一國公共教育經費占GDP/GNP的比重作為衡量該國教育投資水平的指標，是由國家能力及國家考慮對教育支出的優(yōu)先程度決定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是指國民收入分配中用于教育方面的開支，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上的經常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主要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不包括家庭教育支出）。由于歷史和國情，我國目前的財政性教育經費還包含尚未納入預算管理但仍屬于預算資金的城鄉(xiāng)教育費附加、企業(yè)辦學支出和校辦產業(yè)減免稅部分用于教育的支出等項。
一、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盡早達到占GDP4%的必要性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應盡早達到4%，這是由其重要性、必要性、國際普遍性和現(xiàn)實緊迫性等因素決定的。
第一， 是維護政府承諾的嚴肅性的需要
為什么要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4%作為重要目標呢（以下簡稱4%目標）？這里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該目標的制定過程。
1988年，為研制20世紀末我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原國家教委成立了教育工作研討小組，受國務院的委托，該小組下設的“教育經費研討小組”根據(jù)當時及今后一個時期支撐我國教育事業(yè)改革發(fā)展的基本需要，參照國際通用的把公共教育支出（相當于我國的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作為衡量一國政府對教育經費投入水平的主要指標的慣例，考慮到世界發(fā)展中國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平均已達到4%的狀況及90年代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已接近3%的實際，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我國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在國民生產總值內應有一個比例，這個比例在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應達到發(fā)展中國家4%的水平”的建議。在1992年國務院兩次常務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全體會議上，都先后討論并批準這一目標。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fā)《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其表述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紀末達到4%”。此后，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9年發(fā)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法規(guī)和政策都反復強調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要按期實現(xiàn)占GNP4％的目標。然而，到2000年，4％目標的達標期，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僅為2.87%，不僅沒有達到4％，反而低于1986年和1990年的水準。自2001年起，政府將4％目標的實現(xiàn)時間推延到2005年。但2002年以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分別為3.41％、3.28％、2.79％、2.82％，非但沒有逐年提高反而每況愈下。如今，離再次順延的達標時間也將過去兩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仍然沒有達標的跡象，還在“逐步”實現(xiàn)過程之中。
可見，4%的目標已成為政府的教育行動綱領，并上升為國家法律，體現(xiàn)了國家的意志，是國家層面的莊嚴承諾。如果這一承諾長期得不到兌現(xiàn)，或者將兌現(xiàn)的時間一拖再拖，那就是政府不誠信的行為；從法律意義上講，是政府“集體違法”行為。在當前信息不對稱、社會誠信監(jiān)督和懲誡系統(tǒng)尚未形成的社會，樹立政府誠信形象尤為重要。因此，實現(xiàn)4%的目標已不再僅僅是個單純的教育經費投入問題，而且還是關系到政府形象和誠信社會構建的重大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也關系到我國的國際聲譽和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講，4%的目標已不是可不可以實現(xiàn)或者能否實現(xiàn)的問題，而是應當實現(xiàn)、必須實現(xiàn)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為此，國家必須盡早兌現(xiàn)這一承諾，達到4%的目標，這是維護政府承諾的權威性、嚴肅性以及贏得良好國際聲譽的需要。
第二，是教育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需要
教育經費的及時足額籌集、合理分配與有效使用，是教育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重要保證。伴隨經濟持續(xù)28年的高速增長，我國教育經費投入總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從投入水平和實際需求來看，總體水平仍然偏低。其中，政府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教育經費短缺的主要根源。
2000年是法定的4%目標的達標期，但當年全國中小學事業(yè)經費撥款尚不足以支付教職工工資，缺口達141億元，近2億的中小學學生公用經費缺口256億元。從1997年到2000年，普通高校三年來凈增在校生規(guī)模380萬人，按應投入標準計算，應達1600億元以上，但三年的實際投入總額僅為800億元，缺口近半。義務教育是世界各國政府投入的重點，但國家對義務教育投入比例長期偏小。2001年，義務教育財政性投入占77.23%，預算內撥款占63.3%，而OECD國家1998年對以義務教育為主體的初等、中等教育財政性教育經費占總投入的平均比例已達90.9%。
由于教育經費的持續(xù)緊缺，許多農村中小學至今連基本的辦學條件都得不到保障。據(jù)國家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近年來對西部農村地區(qū)農村中小學的抽樣調查，樣本小學課桌椅殘缺不全的占37.8%，實驗教學儀器不全的占59.5%，購教具、墨水、資本、粉筆等資金不足的占32.5%，樣本初中課桌椅殘缺不全的占49.5%，實驗教學儀器不全的占70.3%，購教具、墨水、資本、粉筆等資金不足的占35%。中小學危房問題依然嚴重。2004年全國農村小學、初中校舍的危房率分別達到7.2%和5.1%，西部學校高達10%以上。由于可用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現(xiàn)象相當普遍。2001年全國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占初中班額班額總數(shù)的21.3%，超大班在讀生約1619萬人，約占在校生總數(shù)戶的1/4，中部地區(qū)人口大省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尤為明顯，鄂、豫、贛、皖等省的超大班額比例要高出全國平均水平8-21個百分點。超大班額使學生上課十分擁擠，嚴重影響教育質量。
近年來，為了減輕農民的教育負擔，國家先后實行了“一費制”和“兩免一補”政策，這些政策對減輕學生家長負擔，效果明顯，但對學校而言，辦學經費不足的窘境并未因此得到任何改善；相反，由于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亂收費的口子，而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又沒有相應的增加，使農村中小學辦學經費更為緊張。一些中小學為節(jié)省開支甚至不再向學生提供學校必備的課桌椅，而改由學生自己負擔。農村教育仍然在低水平上徘徊。許多學校消防、衛(wèi)生等設施不達標，存在嚴重的安全、衛(wèi)生隱患。教育的信息化、現(xiàn)代化水平低，邊遠地區(qū)現(xiàn)代化教學設施幾乎空白。
在高校，由于經費投入長期不足和高校連年擴招，教育經費缺口增大，部分地區(qū)普通高校的生均經費和生均辦學條件出現(xiàn)了相當程度的下降。學校住宿擁擠，教師短缺，教學、科研、生活設施嚴重不足，采用100人以上大班上課習以為常。2001年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區(qū)地方高校的生均教學儀器值低于全國標準，最高與最低相差3.5倍以上。絕大多數(shù)高校圖書館、自習室、實驗室和學生宿舍、食堂等辦學場所和設施都處于超飽和、超負荷運行狀態(tài)，難以滿足教育教學的正常需求。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使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教育投入不平衡加劇。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省際間的普通小學、初中預算內生均公用教育經費的基尼系數(shù)不斷加大，2000年分別為0.53、0.52，最高省區(qū)與最低的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生均公用經費、生均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分別相差5倍、9倍、6倍以上，小學生均公用經費竟相差17倍。到2005年，東、中、西部義務教育投入差距仍然很大。小學生均預算內事業(yè)費分別為1840元，1131元，1097元；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為2226元，1196元，1208元；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為247元，127元，140元；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為354元，166元，210元。義務教育城鄉(xiāng)差異也十分顯著，2005年，小學生均預算內事業(yè)費支出和公用支出城鄉(xiāng)倍率分別為1.4，1.7；初中生這兩項的城鄉(xiāng)倍率分別為1.4，1.6。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發(fā)展差距仍然巨大。高校教育經費投入水平也有較大的地區(qū)差異。如2001年全國生均預算內公用教育經費為2614元，而內蒙古、新疆、貴州、安徽不足500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5。由于生均財政性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危及教育公平。
因此，加大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盡早實現(xiàn)4%的目標，這是解決辦學困難，確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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