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崇清(1888-1969)，別號志澄，出生于廣東廣州，我國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加入中國同盟會；國民政府時期曾兩度出任中山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廣東省副省長、省政協(xié)副主席、省教育廳廳長、中山大學校長等職。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中央常委、廣州市委會主委等職。

　　許崇清一生跌宕起伏，用他自己的話說，“幾乎走遍了唯心論各種形態(tài)哲學的歧路，結局是摸上了唯物論的最高發(fā)展形態(tài)——辯證唯物論的道路”，從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建立教育學的新體系就成了我的理想”。許崇清就是懷著這樣一顆初心，在大是大非上始終跟中國共產(chǎn)黨站在一起。回顧他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幾則交往故事，更加充分地體現(xiàn)出這一點。

　　毛澤東“久聞大名”的民主人士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與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共商發(fā)展新中國科學文化事業(yè)大計。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許崇清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會議開始前，毛澤東環(huán)視會場問：“都到齊了嗎？”看看名單后又特別問道：“請問許崇清先生到了嗎？”許崇清答：“到了?！泵珴蓶|說：“久聞大名?！痹S崇清說：“不敢當，不敢當。”

　　一問一答，體現(xiàn)出人民領袖對許崇清的賞識和尊重，也說明他們神交已久。

　　上個世紀20年代初，許崇清就與籌建中國共產(chǎn)黨并作為早期主要領導人的李大釗、陳獨秀有工作交集。1921年初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到廣東擔任全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wèi)、戴季陶、許崇清為委員，實際上這個委員會只有陳獨秀和許崇清兩人到任，陳獨秀當時又忙于中共建黨事宜和編輯出版《新青年》，反帝反封建教育改革的工作主要是許崇清負責的。1924年孫中山下令籌辦廣東大學，李大釗作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和許崇清等共同擔任廣東大學籌備委員。

　　國民黨一大準備工作階段，許崇清出任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一職。1924年國民黨一大會上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毛澤東被選為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

　　1925年，許崇清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希望實踐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的教育理想，毅然與共產(chǎn)黨合作，在當時的青年講習班上與毛澤東、周恩來、彭湃、肖楚女等一起授課。擔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講授《宣傳問題》，而許崇清則講授《革命與教育》，謳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教育思想。許崇清還發(fā)表、編輯《我的唯物史觀》《新教育思潮批判》《教育革命與革命教育》《蘇俄之教育》（譯著）等文章、書籍。

　　就在這個時期，許崇清高尚儒雅的人格、深厚的辯證唯物論功底和獨到的教育思想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20多年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點名要見一見許崇清。

　　據(jù)中山大學原檔案館館長易漢文撰文回憶，建國初期中央考慮中山大學校長人選時另有其人，但毛澤東沒有同意。后來中共華南分局推薦了許崇清先生，毛澤東很快同意并簽署了任命通知書。許崇清任編輯委員會主任的《中山大學學報》毛主席更是每期必讀，但因創(chuàng)刊后的前兩期在北京買不到，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還專門致函中山大學為毛主席購買。

　　不畏強權，致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

　　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許崇清任中山大學代理校長。期間，他在中山大學增設社會學系，由著名民主人士、歷史學家、教育家周谷城（解放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擔任系主任，講授《中國通史》；中共黨員、哲學家、法學家何思敬講授《資本論》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共黨員、民盟元老鄧初民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并講授馬克思主義社會發(fā)展學說；中共黨員、民革元老肖雋英講授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九一八事變后，因支持中山大學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許崇清被免職。

　　1940年4月，許崇清再次出任代理校長。為躲避戰(zhàn)火，中山大學遷址廣東坪石。他堅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贊成國共合作、抗日救國，在異常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在中山大學開進步自由之風氣，重用中共黨員和知名民主人士，身體力行，致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許崇清除自己親自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課程外，還聘請把《資本論》翻譯成中文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教育家王亞南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課程，聘請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李達講授科學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課程。

　　許崇清的開明思想和教育理念深得廣大師生的擁護，卻引起戴季陶、朱家驊等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滿，他們密告許崇清“引用異黨，危害中大”，不久許崇清即被教育部免職。

　　被免職后的許崇清掛了一個“廣東省政府委員”的空銜，但仍然兼任第七戰(zhàn)區(qū)編纂委員會主任一職，“隱居”廣東韶關北部山區(qū)繼續(xù)從事開展抗戰(zhàn)和民主的宣傳工作。

　　掩護一批中共地下黨員，點燃“濃黑中的幾盞燈火”

　　許崇清主持的第七戰(zhàn)區(qū)編纂委員會（簡稱編委會）是抗戰(zhàn)時期廣東后方的進步文化陣地，也是中共地下活動的重要據(jù)點。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先生的親密助手，許崇清憑借在廣東的威望，利用編委會掩護了一批中共地下黨員，為華南抗戰(zhàn)和進步文化運動作出了特殊貢獻。

　　據(jù)中山大學原校長黃煥秋生前撰文回憶，1941年，他受中共粵北省委的委派到許崇清身邊工作，許崇清邀黃煥秋到編委會工作，擔任資料室主任，協(xié)助編輯《教育新時代》雜志。編委會機構中的20多人，中共黨員占了二分之一，編委會出版的4份雜志《新建設》《教育新時代》《學園》和給軍官閱讀的《陣中文匯》的主要負責人也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曾有人提醒許崇清說：“你身邊有好多‘八字腳’（即共產(chǎn)黨）啦！”許崇清冷靜回答：“請你不要管那么多閑事好嗎？”在一次會議上，國民黨第七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指責他“重用赤色分子”，許崇清拍案反駁道：“他們都是文化人，我編雜志需要的正是這些人！”

　　有一次，許崇清問黃煥秋：“你是不是中共黨員？”黃煥秋機智幽默地答道：“我還不夠格吧！”兩人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從此，二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兩家人成為世交。直到新中國成立、許崇清任中山大學校長，黃煥秋仍追隨左右，先后任中山大學教務長、黨委副書記，“文革”后期，許崇清逝世多年后，黃煥秋擔任中山大學校長。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新一輪反共高潮，一些中共黨員不得不相繼撤走，編委會的工作遇到了嚴重困難。為此，受周恩來、廖承志委派，共產(chǎn)黨員張鐵生（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之前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通過特殊關系，拿著七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余漢謀的介紹信來到編委會。許崇清原以為張是余漢謀的人，不以為然，后來發(fā)覺并非如此，就將編委會的會務完全交給張鐵生掌握，張鐵生隨后擔任編委會少將副主任，穩(wěn)定了編委會的局面。共產(chǎn)黨員胡一聲（民盟南方組織創(chuàng)始人之一）打入編委會任上校主任干事，共產(chǎn)黨員黃秋耘（解放前隸屬中共情報部門，解放后擔任《南方日報》總編輯）打入并任中校干事，以及共產(chǎn)黨員何平（后到中共香港工委工作）、麥堅彌等人的加入，使得編委會仍然“拿國民黨薪餉，辦共產(chǎn)黨的宣傳”。張鐵生、胡一聲、黃秋耘等共產(chǎn)黨人在抗戰(zhàn)異常艱苦的歲月里，歷經(jīng)周折，帶領編委會骨干成員輾轉(zhuǎn)坪石、贛州、梅縣等地，在《新建設》上發(fā)表了多篇鼓舞抗戰(zhàn)士氣、呼吁民主自由的文章，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為此，有學者稱編委會出版的四份刊物是“濃黑中的幾盞燈火”。

　　響應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召喚，迎接廣州解放

　　據(jù)黃煥秋回憶，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已在中共香港分局（后改華南分局）擔任要職，但與許崇清經(jīng)常暗中互通信息。許不時收到黃從香港秘密傳來的革命報刊甚至中共文件。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1949年春，許崇清一家被安排到了香港，因黃煥秋已隨中共華南分局到了粵湘贛邊根據(jù)地準備迎接廣州解放，中共香港工委委派曾在編委會工作過的何平負責聯(lián)系許崇清。廣州解放前夕的香港，情況非常復雜，知名民主人士楊杰在家中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轟動一時。當日，何平來到許家，對許崇清說：“您千萬小心，有人來不要隨便開門，少上街為好，有什么情況立即通知我。”

　　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許崇清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參加了港九教育界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10月14日廣州解放，許崇清向中共黨組織申請返回廣州。鑒于珠江三角洲戰(zhàn)事尚未完全結束，路途危險，臨行前何平交給許崇清一封密函，是中共華南分局的特別證明，以便路上遇到困難時向當?shù)攸h政軍求助。11月初，許崇清輾轉(zhuǎn)深圳解放區(qū)回到廣州，任廣州市人民政府委員。

　　（民進廣州市委會機關副局級干部 周濟光 根據(jù)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