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第二屆海峽兩岸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研討會論文</center>
<center>(2004年10月)</center>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人工建筑奇跡，萬里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久遠廣闊的時空跨度，在歷史上發(fā)揮了深遠巨大的影響。其間積淀和凝聚了極為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地體現(xiàn)出構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熔鑄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歷史上人們往往從厚重紛繁的長城底蘊中抽取含義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直到當代，這種比喻象征之間仍存在著很大反差。當人們在一般情況下以長城作為比喻象征時，不妨從斑駁多彩的內涵中擷取一二側面微言大義；而在確定其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時，則應在嚴肅考察長城歷史作用的前提下，選擇最本質的特征、最能激勵中華民族奮進振興的內涵加以考辨、闡釋、弘揚。
<center>勤奮智慧與堅韌剛毅</center>
構筑長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軍事效應是評價長城首先需要辨明的前提。游牧民族長于騎射，尤其在開闊地帶縱橫馳騁，猶如草原旋風勢不可擋，但攻堅步戰(zhàn)則非所長。橫亙在騎兵面前突兀而立的障墻，迫使其棄長就短，優(yōu)勢頓時化解。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御體系的軍事作用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秦“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明代因火炮應用于戰(zhàn)爭，攻城之矛愈益鋒利，但守城之盾也隨之相應強化。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徹筑，其堅固幾乎可以同“巖石山脈相提比論”。（[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13章）況且明守軍同樣廣泛配置火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敵方攻城火力的發(fā)揮。明嘉靖十年（1531年）以來，蒙古俺答部幾乎“無歲不入寇，前后殺略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明史紀事本末》卷60）但自隆慶萬歷年間張居正起用譚綸、戚繼光等主持邊務，加固增設城防，形勢頓改。宣鎮(zhèn)“外墻守布已密，可恃保障……諸酋累犯宣大，亦未敢輕窺關隘”。（王崇古：《議修邊險疏》）薊鎮(zhèn)敵臺筑成之后，自居庸關至山海關，“二千里聲勢聯(lián)結”，“其堅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保ā段咫s俎》卷4）清代魏源《圣武記》因此盛贊張居正等張弛駕馭、整頓邊防，“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賜”。
當然，對修建長城效益的評價，不能脫離對其相應所付出代價的估量。構筑長城無疑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但其中在相當一部分地段“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漢書·匈奴傳》）北魏修建六鎮(zhèn)千里長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資治通鑒》卷136）在許多時期，例如明代，主要調動軍隊施工，一般民眾的負擔尚未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秦代以來幾乎沒有一例主要因修筑長城激起農民起義便是明證。而一旦在得力的朝臣邊將主持下充分發(fā)揮長城的御邊作用，所取得的巨大效益更是難以估量。以明代為例，嘉靖年間俺答部屢屢入寇，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敞矣”（《明穆宗實錄》卷59），邊防失修造成的損失遠比構筑長城投入巨大。而隆萬年間增設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進而促成漢蒙和議后，僅從直接經濟開支來看，即每年“所省征調不啻百萬”。（《萬歷武功錄·俺答列傳》）
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qū)自然分界線相吻合，長城便是這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差異和農牧民族沖突的產物。中原王朝既然無法徹底清除飄忽無定的對手，又時刻要防備突如其來的偷襲，廣筑長城在中國古代大多數(shù)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明智有效的對策。
至于長城構筑中的設計施工，從位置走向的確定到障、堡、敵臺、煙墩（烽火臺）等整個防御體系的配置，以至城墻形制結構、選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構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極為艱巨復雜的施工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刻苦勤奮、堅韌不拔精神更有目共睹。英人斯坦因在窮荒險峻的西部長城遺址面前便曾發(fā)出如下感慨：“在這里，漢武帝時那些軍事工程專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險阻所表現(xiàn)的堅韌精神以及組織力量又得到顯著的證明�！保ā端固挂蛭饔蚩脊庞洝返�135頁）
這一切充分顯示長城不愧 是中華民族堅韌剛毅和勤奮智慧的精神象征。
<center>向心凝聚與愛國主義</center>
中國是50多個民族凝聚成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
基于生產、生活的需要，互相聯(lián)系交往是北疆游牧民族與中原地區(qū)人民共同的愿望，長年仇殺征戰(zhàn)給雙方都帶來巨大災難。但是，只有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wèi)，游牧貴族軍事上無法徹底取勝、經濟上又迫切需要換取農耕地區(qū)產品以補自身單一經濟的不足，才有可能實現(xiàn)長期和平有序的交往。漢文帝“遣將吏，發(fā)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斂，景帝一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初遂出現(xiàn)“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和平交往景象。
（《漢書·匈奴傳》）宣帝時“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則有賴于”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虜數(shù)大眾攻之，而不能害”。（《漢書·趙充國傳》）以鞏固長城邊防為后盾實現(xiàn)的和平互市往來，使北疆面貌煥然一新。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鐵制農具，表明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對游牧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往往“驅牛馬萬余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后漢書·南匈奴傳》），獲得大量生活、生產必需品的同時，拉動了本身畜牧經濟的發(fā)展。以“漢所余，彼所鮮”（《史記·劉敬列傳》）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qū)受益非淺。漢初牲畜奇缺，將相或乘牛車，至武帝，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極大提高中原地區(qū)社會生產力。明代隆慶和議之后，長城沿線同樣出現(xiàn)“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湊，無異于中原”的興旺景象。（《無夢園集》卷2）據(jù)萬歷《宣府鎮(zhèn)志》記載，張家口一帶居然“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蒙古族非但“孳牧漸多”，而且逐漸改變單一畜牧經濟結構，“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秘籍·夷俗記》）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shù)百，“城郭宮室布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隆萬年間之所以呈現(xiàn)漢蒙互市“華夷兼利”的局面，顯然與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密不可分。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就在達成“隆慶和議”之后，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加損乎”！并特命宣大總督王崇古“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時修并，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答王鑒川計貢市利害》）《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xiàn)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貿易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內在關聯(lián)的辯證關系。農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戚繼光：《陳邊情及守操戰(zhàn)車》），萬歷年間乃有“漢夷”之稱；蒙古族亦漸習華風，竟至“每于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秲沙饺龄洝肪�1）
中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既表現(xiàn)為政治上明確歸屬、實現(xiàn)統(tǒng)一，軍事上疆城穩(wěn)定、邊防鞏固；也體現(xiàn)于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聯(lián)為一體，民族關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處，包括在價值取向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只有出現(xiàn)“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象明代那樣塞外畜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lián)結在一起，才最終使遼闊北疆真正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極其重要的方面，長城防線發(fā)揮了聯(lián)結、凝聚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并非只是漢族中原王朝修建長城，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遼、金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進入農耕地區(qū)之后都曾相繼構筑長城。長城是中華各族共同建造的歷史豐碑。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這條既是軍事防御又是經濟、文化會聚線的長城地帶融入漢族之中。長城蘊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明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構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到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長城自然成為中華民族的標識和象征。這是在中華民族處于最危險時刻，舉國上下高唱“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同仇敵愾、浴血抗戰(zhàn)中提煉鍛鑄的象征�！安坏介L城非好漢”，便是毛澤東抗戰(zhàn)期間以長城為象征謳歌中華民族向心凝聚、愛國主義精神留下的名句。
<center>開拓進取與開放交流</center>
縱觀中國古代北疆開拓發(fā)展的歷史，大多與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建設密切相關。構筑、護衛(wèi)長城防線刺激了邊地經濟的發(fā)展，屯田實邊、辟置郡縣基本上以長城為軸心或以之為后盾向外輻射擴展。秦漢數(shù)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屯墾軍民運用中原帶去的先進生產工具、技術和組織經營方式，累世艱苦開拓，初步建立起鄂爾多斯（時稱新秦）、河西、遼陽三大新經濟區(qū)。西漢時新秦業(yè)已“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河西敦煌，包括莎車、疏勒等地“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后漢書·班超傳》）明代軍屯、民屯之外，還行“開中”法鼓勵商屯，遂使“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張文忠公全集·行實》），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