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專家，各位領導，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非常高興這樣一個盛會在我們蘇州召開。請容許我代表蘇州中學全體師生向你們的光臨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并感謝大會給我提供了向各位匯報的機會。

    我想首先向各位匯報我們蘇州中學的校訓、校風及其傳承。

    臺灣大學前校長虞兆中先生1930—1933年就讀于蘇州中學。虞兆中先生在臺大校長任內強調通才教育，促使臺灣對通識課程的重視。究其本源，他的這一認識來自于蘇州中學給他的教育。虞兆中先生晚年對蘇州中學有如下評價：

    “1930年代的蘇州中學因有不一樣的創(chuàng)校校長，于是有寓意深長不一樣的英文校名。有能夠發(fā)揚光大前人辦學理念不一樣的繼任校長，更有盡情教學才智卓越不一樣的多樣教師，有能自律自愛、奮發(fā)好學的學生，于是形成教師所編《高中英文選》風行全國，學生的《學術匯刊》進入大學圖書館，校門不須門禁，校規(guī)罰則不彰的不一樣的學府。

    大半世紀后同學們相聚，談起母校，無不認為這所當年不一樣的蘇州中學，即使不是世界頂尖的中學，也應該是世界最有特色、最好的中學之一�！�

    虞兆中先生所說“寓意深長不一樣的校名”一事，他自己曾有過下列說明：

    “我就讀時，蘇中的完整校名是“江蘇省立蘇州中學”，英文名稱則為Soochow  Academy。Academy初用于古希臘雅典郊外柏拉圖所設的講學所。美國的富蘭克林于革命時期也曾在賓州創(chuàng)辦以Academy為名的學府，以別于歐洲傳統(tǒng)的拉丁文法學校。蘇中不取當時習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而以Academy命名，諒是第一任校長汪懋祖先生所訂定。由這命名可見汪先生的視野和重視學術的情懷，當然亦表示他辦此校的向往之所在。”

    字里行間流露出他對蘇州中學的創(chuàng)始人——汪懋祖先生的景仰與推崇。

    馮元楨先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醫(yī)學院及工程院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于1948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為該院航空學教授。1966年他從加州理工學院轉到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從航空學轉到生物工程。他結合力學方法和生物學方法，研究不同層次生命體結構和功能的定量關系，創(chuàng)立了生物力學，被譽為“生物力學之父”。馮元楨先生1934——1937年就讀于蘇州中學，他在為《百年蘇中》一書所寫的專稿中說：

    “蘇高中不僅能維持高標準，尤能對小小年紀的孩子們進行自習教育，用誘導，不用高壓，不拼命刺激。其眼界與手段之高，非同小可。后來我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任教二十年，那邊的學風竟與蘇高中相似。1966年我到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創(chuàng)辦生物工程，又三十八年了，就用這種方法，歸根結底，還是當時蘇高中精神的延續(xù)。”

    由此可見，蘇州中學自有其與眾不同的校風，值得我們后來者好好研究，認真?zhèn)鞒小?IMG src="../../RunPortal/design/images/SystemSpecialSplitPage.gif" />

    一、“先憂后樂”是蘇州中學當仁不讓的校訓

    蘇州中學1933——1935年在任的吳元滌校長在為1935屆蘇中畢業(yè)生《畢業(yè)紀念刊》所寫的《弁言》中說：

    諸君在此三年六學期中，對于學校之歷史，景仰必深。范文正（范仲淹）之“先憂后樂”，胡安定（胡瑗）之“經義治事”，在我校為校訓，在社會為典型，在國家為國是。

    由此可證，蘇中從建校之初即以“先憂后樂”為本校校訓，且對校訓定位標準極高，從“蘇中——社會——國家”這三個層面進行了深入的考慮，審慎的選擇。蘇州中學剛剛舉行了“府學千年，新學百年”的慶典，回顧她所走過的輝煌歷程，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先憂后樂”作為校訓，在蘇州中學百年的辦學歷史中所發(fā)揮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出將入相”的范仲淹是蘇中千年辦學的精神領袖。

    我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和學校都是養(yǎng)士取士的途徑。但學校的地位遠不及科舉重要。唐代就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科舉無真才實學，必須興學以育才，將科舉與學校結合起來，對科舉提出改革的主張，同時提出了興學的辦法。

    到了宋代，范仲淹（989——1052）于仁宗慶歷四年（1044）首倡興學。他認為只考試不教育的辦法是不問耕種只求收獲，在天下太平的時期不抓教育，更待何時呢？抓教育必須抓兩件事：一是州縣立學，并改進太學及國子學，應科舉考試的人必須先接受相當程度的學校教育；二是改革科舉，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于是宋仁宗下詔州縣皆立學。

    這次“慶歷興學”是對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對封建科舉考試制度也是一次實質性的改革�？上У氖�，范仲淹不久即被排擠出中央政府，“慶歷興學”即告失敗。州郡興學之詔，雖然沒有撤銷，但只留下空名�？婆e考試仍按原先的制度進行。

    范仲淹在提出“慶歷興學”的改革主張之前，就已經在其主政的地區(qū)進行興學實驗。仁宗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在蘇州興辦學校，選擇南園之地作為校址，辦起蘇州郡學。

    史書記載，當時的蘇州郡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學生僅有二十余人，有人說學校規(guī)模太大了，范仲淹卻說：我擔心以后會嫌地方太小�？梢娝�辦學志向高遠。

    范仲淹延請當時著名教育家胡瑗（993—1059）主持蘇州郡學。

    胡瑗，人稱“安定先生”，是宋代學術方面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胡瑗治學刻苦鉆研，專心致志。他在蘇州郡學執(zhí)教時，改變當時重視辭賦的學風，而注重經義及時務。當時蘇州郡學設經義、治事二齋，相當于后世學校的兩個專業(yè)。經義專業(yè)講求“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學習內容是“講明六經”；治事專業(yè)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學習內容是“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shù)”�？偟脑瓌t是，經義研究基本理論，治事研究實際措施。

    胡瑗教學主張“明體達用”，反對當時教育內容空疏、講求形式的弊端。他的具體做法是：重視師生關系，教師愛視學生為其子弟，學生信愛教師如其父兄；重視禮樂教育，學習之余，琴瑟之聲響徹內外；重視學生興趣教育，培養(yǎng)學生政治、軍事、文藝、修養(yǎng)方面的特長，教育效果很好。

    蘇州郡學在全國聲名遠播。但胡瑗教育學規(guī)嚴整，許多學生不能適應，常常違反規(guī)定。為支持胡瑗辦學施教，范仲淹特地把兒子范純佑送來郡學上學，給同學們作榜樣。當時，范純佑不過十來歲，是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但他尊師好學，遵守校紀。其他學生看到他如此篤學守紀，都不敢做違紀的事。

    明代大學士徐有貞在《蘇州郡儒學興修記》中稱贊說：我們蘇州，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

    蘇州郡學是蘇州最早的公立學校，也是蘇州中學傳承有緒的前身、淵源。蘇州中學的校址即在原蘇州郡學內。從北宋郡學、府學，到紫陽書院，到江蘇師范學堂，到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到蘇州中學，至今已971周年，清季辦新學至今也已一百周年有余，其間，校址不變，文化薪傳不絕；校名屢易，教化傳承未斷，使得蘇州中學成為中國教育史上辦學歷史最長、影響廣泛深遠的名校之一。明代宰相、蘇州人王鏊說得好：“蘇學之創(chuàng)建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余韻，尚有存者，繼今教于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吾敢惰厥！”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令人敬仰的賢士能人，他在《岳陽樓記》一文中寫下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成為中華民族的格言；他又是蘇中千年辦學歷史的創(chuàng)始人，自然應該成為蘇中學生的精神領袖，在他這種愛國、愛民思想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的蘇中學子以“先憂后樂”為己任，把民族、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勤奮學習，努力進取，在社會上贏得廣泛好評；蘇州中學當仁不讓，以“先憂后樂”名言為校訓，充分體現(xiàn)了這所中華名校千年以來一貫的辦學理念與傳統(tǒng)，進入21世紀后，蘇中廣大師生正以日益豐富的辦學理論與實踐賦予“先憂后樂”以嶄新的時代內涵和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雖然國內有多所中學以“先憂后樂”為校訓，但我們認為，從蘇中與范仲淹割不斷的血緣聯(lián)系與歷史聯(lián)系來看，只有蘇州中學可以當仁不讓地理所當然地以“先憂后樂”為校訓，這恐怕是中華學校（包括高校）中歷史最為悠久，具有最重要的人文歷史意義，與學校關系最為貼切的校訓。

    二、呂叔湘把蘇中校風概括為“立定腳跟處世，放開眼孔讀書”

    一個學校的校風表現(xiàn)在方方面面，但總有其靈魂。蘇中校風的靈魂集中體現(xiàn)在“處世”與“讀書”兩個方面，呂叔湘先生的題詞“立定腳跟處世，放開眼孔讀書”可謂抓住了關鍵。

    國際著名力學與數(shù)學家錢偉長1928——1931年就讀于蘇州中學。當時，以他四叔錢穆先生為代表的蘇州中學的師資就以“學高、身正”名滿江南，錢偉長在《百年蘇中》“序言”中回憶說；“蘇高中成立后，校長、教師都是新聘的，理科教師幾乎清一色都是東南大學的講師，文科教師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國學大師錢穆就被聘為國文首席教師，沈同洽是英語首席教師，楊人楩是歷史首席教師，還有呂叔湘等，后來這些人都成了國內各大學的名教授。”

    蘇中首任校長汪懋祖先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