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一</center>
1950年，我在上海中華職業(yè)學校工作。那是一個歷史大轉折的時期。我與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在做好本職教學工作的同時，夜以繼日地投身于黨所領導的各項運動與各類活動，并積極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入黨申請報告送上去不久，學校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入黨的事慢慢再議，現在希望我參加一個民主黨派——中國民主促進會。當時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民進的情況，要我考慮。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自己同民主黨派聯系起來。但是，我很快就做出了回答：參加。理由很簡單，既然黨組織要我這樣做，那就不會錯。于是很快就填了表。
當時，學校的副校長龐翔勛同志（校長江恒源先生未實際視事）既是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的老社員，又是從事過地下工作的預備黨員，這時大概經上級黨組織給予任務，已參加了民進。當時民主黨派的人數還很少，民進在1950年初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會員不過150人，這一年發(fā)展很快，但估計也不過二三百人，而且主要在上海、北京兩地。當時上海市蓬萊區(qū)有一個聯合支部，會員大約不到10人。約在這一年的年底我的入會申請批下來之前，我就參加這個支部的活動了。這個支部除龐翔勛同志外，記得的還有民立女中校長吳若安，稗文女中教師翁璇慶等同志。后來這個支部的同志各自在自己所在單位發(fā)展成員，中職由我負責，在黨支部的支持幫助下，很快由三五人發(fā)展到八九人，多半是學校的教學骨干與積極分子。
當時會中央組織稱中央理事會，地方組織稱分會（那時也只有上海、北京兩個分會）。上海是民進誕生地，分會成立也最早，活動較多，會員人數有限，常有全體會員的活動。當時分會主任理事是謝仁冰同志。我們聽過他一次報告后不久他就逝世了。我們參加了他的追悼會，會上代表家屬致謝的是當時外交方面的負責人之一章漢夫同志，至此大家才知道謝老是章漢夫同志的父親。謝老逝世后，上海市分會便由副主任理事趙樸初同志負責。
不久，趙樸初、張紀元等同志先后到北京工作，同時會中央已明確今后黨派分工，民進工作對象主要為文教工作者，特別是中小學教師，所以分會新的領導班子也就體現了此點。推出吳若安同志主持工作，段力佩、周煦良和曹鴻翥三位副之。
<center>二</center>
1953年4月，民進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前兩屆理事會召開于全國解放之前，均在上海產生于全體會員大會；第三屆理事會則產生于1950年4月召開的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所以實際上是建國后的第一屆。理事25人，候補理事8人，常務理事7人；會中央主席是馬敘倫，副主席是王紹鏊，秘書長是許廣平。這次開會時地方組織已產生了上海、北京、天津三個分會以及廣州、南寧、杭州、沈陽和武漢等地的分會籌委會或直屬小組。除中央理事及候補理事外，參加開會的還有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這樣上海市分會除周煦良、曹鴻翥、朱鏡清、吳企堯等中央理事、候補理事外，分會負責人吳若安、段力佩、江芷千、黃丹等也都出席。我和戚逸影同志作為列席代表參加。
會議在南河沿的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那是一個中式多進四合院的大房子。由西河沿到南河沿，每天要經過天安門前。那時的天安門前還沒有現在那么大的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正搭著腳手架在修建中。我們的會議交通車是經過以紀念碑為中心的小廣場兩側的街道往返的，我有幸見到了這大廣場修建前的舊址原貌。
大會于4月15日正式開幕。由于參加會議的人數總計不超過數十人，全體會議就在后院的正廳舉行。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黃琪翔等均來參加。馬敘倫主席作了題為《積極參加國家建設，為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zhàn)線而努力》的政治報告。
會議分了四個小組，分別在后院的廂房進行討論。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林漢達等領導同志也都天天到會參加小組討論。雷潔瓊同志時任政務院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大約因外事活動，未能到會，她的愛人嚴景耀同志和我一組，記得同組的還有林漢達、周煦良、楊石先等同志。
中共中央統戰(zhàn)部長李維漢來會向全體代表講了話，內容已模糊，只記得他湖南口音，談到各民主黨派的政協分工與民進著重在文教界發(fā)展的問題等。
聽過一次習仲勛同志關于文教工作的報告。那是在一個千余人的大會堂與北京若干文教系統的單位或其他會議的成員一起聽的。記得他的第一句話是：“今天這個會應當是郭老來的，由我來講，是‘打著鴨子上架’�！币蚴堑谝淮温牭竭@句俗話，所以印象較深。當時政務院下設政法、財經、文教三個委員會，分別由董必武、陳云、郭沫若任主任，習是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所以這樣說。講話內容也是講文教事業(yè)發(fā)展中的冒進情況應當糾正云云。
4月26日上午，大會勝利閉幕。下午全體與會人員又舉行了一個茶話會。這個會議一改連續(xù)十幾天緊張嚴肅的討論形式，除馬主席、王副主席慰問代表們并作了關于如何貫徹會議精神的講話外，要求大家無拘無束的談論并話別。這個會開得生動活潑，后來趙樸初同志即席成詩，記錄了會上的幾個話題。這詩我居然于數十年后在一個發(fā)黃的筆記本上找到，既欣賞了趙老的文采，也回想起那次會上的發(fā)言內容。這詩是：
轉過身來不要背靠著背，
摘下我們的斗笠兒好親嘴。
說句共同的話——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
我們原來都是一個屋脊下的人。
一只鴿子帶來了許多鴿子，
一個車頭拖走了許多節(jié)車皮，
就是這樣，先進的帶動后進的，
一股腦兒帶進社會主義。
段力佩同志作檢討，
第一次到北京作了劉姥姥，
記不得地點，倒說是因為招待不好。
幾乎一頓晚飯吃不到。
周煦良同志悟性好，
如果不走錯路，必須依靠黨的領導。
馬主席給我們許多吩咐，
王副主席送給我們一本書，
廣東同志說國語值得研究，
我們帶走的不是“包袱”。
這四段分別說的是幾位同志的講話。第一段是金芝軒同志談批評與自我批評應當當面開展，不要老是“背靠背”的進行。第二段是馮賓符同志的發(fā)言內容。第三段是說段力佩同志第一次到北京，會議間隙外出回來找不到開會的地點，結果遲到了半小時，會上作了檢討。第四段是說廣東代表講不好普通話，表示要把會議的收獲帶回去時把“收獲”講成了“包袱”，引得舉座大笑。
就在樸老描述的這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下，會議宣告結束，各地代表握手言別。
<center>三</center>
1957年我被錯劃為右派，不但結束了一切社會活動，而且被剝奪了教師資格。50年代的后兩年，我是在學校的附屬工廠勞動中度過的。1960年，隨學校的專業(yè)調整我調到南京工作，1961年“回到人民隊伍”，重登課堂，過了幾年短暫的安定生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開始了撥亂反正，并逐步開創(chuàng)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我于1979年末回南京，擔任了金陵石化公司烷基苯廠職工子弟學校副校長。1980年民進恢復活動，“大家庭”復得團圓。我隨即參加了南京市和江蘇省兩級會員代表大會，以后連任了第二、三、四三屆民進省委會委員、一屆江蘇省政協委員。20世紀80年代，我又重新參加了包括民進工作在內的一些社會活動。
我于1986年底超齡退休，1990年后年老多病，已極少參與社會活動，但始終參加民進原學�；鶎拥慕M織生活。民進江蘇及南京省市委會的領導同志幾乎每年有人來郊區(qū)寒舍探訪慰問，今年學�；鶎痈匾鉃槲壹w祝壽，使我雖在晚年，也倍感在這個“大家庭”中祥和溫馨的幸福。
（作者系原南京烷基苯廠中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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