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體審判”所存在的問題
“媒體審判”的概念最初來源于美國，近年來在我國已有不少的案例，如許霆案、鄧玉嬌案、羅彩霞案、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上述案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媒體搶先對涉案人員和案件性質(zhì)進行了定罪、定性的報道，引發(fā)的社會輿論最終在司法審判中起了關鍵性、決定性作用，“民意”取代了審判，有傾向性的報道和評論給法官、給受眾造成了先入為主的成見，使法官基于傳媒對自身情感的影響或迫于公眾輿論的壓力，最終作出了有失公正的法律判決。上述特征也是普遍認為的對“媒體審判”的定義。然而盡管司法最終屈從于輿論，但仍未帶來積極的社會效果，普通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進一步削弱。
同時，隨著網(wǎng)絡的迅速發(fā)展，博客、微博的廣泛普及，新媒體、自媒體在輿論影響上也逐漸與傳統(tǒng)媒體平分秋色甚至開始超越傳統(tǒng)媒體，開始扮演媒體審判的主導角色，一個公眾人物的微博粉絲少則幾十萬、多則上千萬，其影響力甚至大于發(fā)行量最廣的傳統(tǒng)紙質(zhì)媒體。因此，在網(wǎng)絡媒體上，對一個案件發(fā)表帶主觀判斷的言論，經(jīng)過多次轉發(fā)，其影響將成幾何數(shù)級上漲，引發(fā)“蝴蝶效應”，其對案件的言論最終演變?yōu)樯鐣娸浾�，法官對案件的審判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能受到輿論的影響�?/span>
筆者在調(diào)研過程中，接觸到的不少法官都對媒體、網(wǎng)絡報道所帶來的輿論壓力對案件審判的影響表示了無奈。他們中不少人告訴筆者，在審查被媒體與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案件時，他們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他們往往發(fā)現(xiàn)庭審調(diào)查出的案件事實與媒體報道有較大的出入，但由于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他們可能不得不作出與自己專業(yè)判斷不相符合的判決。
此外，從上述案例中，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偵查機關所收集的證據(jù)一旦不被法院采信也將面臨著巨大的工作壓力，因此，他們也會試圖調(diào)動一切力量通過各種渠道向?qū)徟蟹ㄔ菏┘佑绊�。由此，最終的判決不再是法院站在公正立場上審判的結果，而是各方力量相互角逐的結果，對司法公正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二、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沖突的主要原因
1．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的出發(fā)點不同
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的出發(fā)點是存在區(qū)別的，新聞媒體雖然秉承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但卻以吸引受眾的注意力為主要目的。所以，他們對事件的敘述力求引人入勝，語言表達一般都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在案件的眾多情節(jié)中，往往只選擇其中最具“視覺效果”的部分予以報道。而司法裁決則務求中立、理性、公平、慎重權衡，拒絕渲染、拒絕激情喧囂。它要求裁判者務必從法律的角度出發(fā)理性慎重地判斷專屬于法律的問題。新聞媒體一旦對受眾造成先入為主的誤導，調(diào)動起社會民眾的情緒，就很容易給司法判決帶來嚴重的信任危機。
2．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的評判標準不同
傳媒面對的是普通公眾，他依靠公眾內(nèi)心的道德準則進行評判；而司法裁決依據(jù)的卻是公平、理性的法律，公眾所宣泄的道德情緒與法律的規(guī)定并不總是完全一致的。當“媒體審判”的結果與法庭審判的判決不相符時，司法將變得不可靠，法律的權威就要受損。如劉涌案、重慶綦江彩虹橋案就是這樣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普通公眾從自身道德情感的角度出發(fā)，往往更看重“結果如何”；而司法審判卻不僅要關注案件結果的公正，也要重點關注程序是否合法。對于那些行為惡劣的嫌疑人或被告人，無論在程序上遭受怎樣不合法的對待，在一個普通人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于他是否受到了重罰。
三、“媒體審判”的解決路徑
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之間的沖突程度目前已發(fā)展到了不得不予以解決的地步，如何在保障新聞及言論自由與保證司法裁判獨立之間尋求一條適當?shù)慕鉀Q路徑呢？筆者認為，我們可考慮采用以下對策：
（一）通過立法對媒體行為進行規(guī)范。規(guī)定在生效裁判作出之前，新聞媒體只能對個案的事實進行報道，并應注重全面性、客觀性，不得對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報道，公開審判案件的報道應當符合司法程序的要求；規(guī)定網(wǎng)絡平臺的提供者應對使用其網(wǎng)絡平臺對案件進行評論、轉發(fā)的相關言論盡到合理審查義務，若發(fā)現(xiàn)對未最終判決的案件作出定性、帶有煽動性、強烈誘導性的言論應進行屏蔽或刪除；規(guī)定自媒體發(fā)布者發(fā)布言論應客觀公正，不應在法院判決前進行主觀猜測和定性、定罪判斷。對于違反上述要求的新聞媒體、網(wǎng)絡平臺及相關責任人、自媒體發(fā)布者應當給予適當?shù)膽徒洌敝磷肪科湫淌仑熑巍?/span>
（二）“媒體審判”對于公正判決的影響往往表現(xiàn)為庭審前對法官的影響與庭審后判決前對法官的影響兩個階段，因此可借鑒英美國家的“封閉陪審團”或者大陸法系國家的集中審理制度，在案件審判前應盡量避免審判法官接觸媒體對該案的報道或評論，使得法官在正式接觸案卷材料前對案件沒有主觀傾向性判斷；在審判過程應當連續(xù)、封閉、庭審法官（包括陪審員）不能更換，審理后根據(jù)庭審調(diào)查出的案件事實當庭宣判，若無法當庭宣判的，也應及時判決，避免庭審后久久不判而給“媒體審判”帶來空間，影響法院判決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三）法院在審判某一民憤極大的被告人時，如果審判遭遇強有力的社會輿論的影響而妨礙案件的公正審理，可申請?zhí)厥馇闆r下的審限延長，經(jīng)批準后延長審限，以通過推遲審理案件直到偏見的消除，或者通過改變管轄、異地審理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消除媒體報道的負面影響。
（四）將“遭受輿論不當影響”作為案件改判或啟動案件重審的一個重要理由，賦予案件當事人尋求救濟的途徑，以保障個案公正。
此外，辦案機關、審判機關也應嚴格自律，做到在公開開庭審理前不向公眾透露和公開案件的具體情況。
總之，如何衡平媒體與司法之間沖突的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也是一個常議常新的話題，我們不能期待這些問題通過一次改革就可以得到徹底解決，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努力。在現(xiàn)有條件下，進行部分革新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我們應當有所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