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的上海，曾有一家名為“復社”的秘密出版機構，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先后出版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及《魯迅全集》等出版物，仿佛如磐風雨中的精神風標、指路明燈，而其本身也在中華民族抗戰(zhàn)的歷史上，留下了文化人不屈的身影。

一

　　戰(zhàn)時蟄居上海的鄭振鐸先生，稱復社為“敵人憲兵隊里所認為最神秘的案卷”。他是復社主要成員，抗戰(zhàn)勝利后寫了一系列回憶戰(zhàn)時上海的紀實性散文，發(fā)表在上?！吨軋蟆飞希⒁浴断U居散記》為題結集出版。文章都不長，其中有一篇《記復社》，僅2000字左右。這是唯一一篇當事人專門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及的人和事頗值得探究。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鄭振鐸《蟄居散記》書影（鄭源提供）

　　關于復社的起因，鄭振鐸說，就是為了要出版《魯迅全集》，“先來組織一個出版機關”，一個不公開、不掛牌的秘密出版機構。復社由胡愈之任社長，成員額定30人，實際是20余人，包括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王任叔、陳鶴琴、張宗麟、沈體蘭、黃幼雄、胡詠騏、馮仲足（馮賓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補了陳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吳承禧、孫禮榆等人。復社的日常工作由秘書張宗麟（中共地下黨員）主持，對外稱經理。

　　其實，復社首先翻譯出版的是《西行漫記》，而非《魯迅全集》。參與翻譯《西行漫記》的胡仲持是復社成員，胡愈之的弟弟，復社就設在他們昆仲家里。胡仲持在1938年版《西行漫記》的譯者附記中寫道：“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痹S多當事人，包括胡愈之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

1938年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扉頁

　　《記復社》一文對《西行漫記》未置一詞，更未提復社與《西行漫記》的關系，并不是鄭振鐸不清楚；更可能的原因是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繼續(xù)實行白色恐怖，《西行漫記》屬于查禁讀物，鄭振鐸在文章中不便貿然透露，以免牽連胡愈之和其他復社成員。

　　復社因《西行漫記》的暢銷賺了一些錢。就在這筆資金積累的基礎上，1938年復社成員承擔起出版六百多萬字、二十巨冊的《魯迅全集》的突擊任務。許廣平在編校后記中，簡要介紹了復社接手出版《魯迅全集》的緣起與過程，并稱“復社諸君子，盡海上名士”，“董其事者”有胡愈之、張宗麟、黃幼雄、胡仲持、鄭振鐸和王任叔等六人。

上海魯迅紀念館藏1938年《魯迅全集》乙種紀念本第1號（圖源：澎湃新聞）

　　《魯迅全集》有三種版本，甲種本、乙種本和普及本，都發(fā)行預約券。甲種本一百元，乙種本五十元，鄭振鐸回憶說普及本只需要八元五角（售價十二元）。鄭振鐸又說，復社的成員凡二十人，每人交了五十元社費，復社就拿這一千元作為基礎，編輯出版《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的出版，從編校、抄寫到排印、出版，用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又一次體現(xiàn)了孤島時期上海文化人的戰(zhàn)斗韌性。

二

　　那么，復社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組織？它的性質內涵又是什么呢？為什么敵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予以偵緝和破壞呢？幸運的是，上海市檔案館保存有兩件復社的原始檔案，一為復社《社約》，一為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1939年4月1日）。

復社《社約》和第一屆年會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

　　復社《社約》稱，復社的宗旨是“促進文化，復興民族”，主要任務有三項：1.編印各項圖書；2.發(fā)行定期刊物；3.搜集抗戰(zhàn)史料并整理保存之。而據1939年4月1日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除《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外，將“繼續(xù)出版《列寧選集》，在可能范圍內，在今年全部出齊”。

　　由于復社成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左翼文化人士，并秘密出版《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書，因此日偽以及后來國民黨軍警一直企圖偵緝破壞之，胡氏兄弟也都上了敵人的黑名單。其間多次發(fā)生危險，可以說是險象環(huán)生。胡愈之離滬去武漢后，弟弟胡仲持在家里主持復社的工作。

胡愈之像

　　日偽憲兵曾找到巨籟達路174號的胡家，說是搜查復社，胡仲持夫人范玉蘊說：“這里是住家，沒有什么社！”敵人還是逮捕了臥病在床的胡仲持，以及陳明和胡霍兩位工作人員。由于敵人查找不到真憑實據，他們三人又都緊咬牙關，堅不吐實，最后通過關系先后脫險。不久以后，胡仲持去了香港，年輕的陳明去了新四軍根據地，在一次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

1960年，胡仲持和夫人范玉蘊在北京留影

　　鄭振鐸在《記復社》一文中特別提及了兩位復社成員許廣平、馮賓符和文化生活社的陸蠡，他們都被敵人逮捕關押過。

　　珍珠港事件后，許廣平即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寓所遭日軍憲兵逮捕，各種卑劣手段都用上了，甚至上了電刑，但她“不曾吐露過關于復社的片語只言”。許廣平被捕后，鄭振鐸次日便離家出走，幾經躲藏，后落腳在上海居爾典路（今湖南路）一條偏僻弄堂的一幢小樓里，即今高郵路5弄25號。

高郵路5弄25號。1942年至1945年，鄭振鐸曾在此處蟄居（鄭源提供）

　　抗戰(zhàn)期間，馮賓符先在麥倫中學任教，后任儲能中學負責人。他曾邀請身為地下黨員的樓適夷前來儲能執(zhí)教，結果被日偽特務發(fā)現(xiàn)前來捉人，他催促樓適夷迅速轉移，自己卻被捕了。樓適夷有《憶仲足》（仲足是馮賓符的字）一詩憶及此事：“最憶儲能馮仲足，照人肝膽明如月，插刀兩腋為同儔，烈火酷刑煉鐵骨?！?/p>

　　并非復社成員的陸蠡（字圣泉），當時在吳朗西、巴金等人創(chuàng)辦的文化生活社當編輯，本身是一位優(yōu)秀的散文家和翻譯家。1942年4月，日本憲兵查抄文化生活出版社，搜去一些有關抗日的書籍。陸蠡當時并未在場，但他知道消息后前去交涉，結果一去不回。巴金寫過極為沉痛的《懷陸圣泉》一文：“雖然他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他為什么必須死呢？”

三

　　胡家被敵人搜查，胡仲持等人被捕，據說還不止一次，復社因此被迫解散。近蒙鄭振鐸嫡孫鄭源兄提供其祖父日記（未刊稿），有兩處記載胡仲持被捕和獲釋。1939年5月23日日記：“得驚人消息：知仲持被陷?！俪炙赜芯癫?，經不起刺激。恐將舊患復發(fā)?！?4日又記：“知仲持已脫險，甚喜。但病狀果又發(fā)作。”

鄭振鐸像（鄭源提供）

　　此后直到抗戰(zhàn)結束，復社再也沒有任何一位成員被捕，更沒有因此犧牲，恰如鄭振鐸所說：“敵人們疑神疑鬼了很久，偵察了很久，但復社是一個鐵桶似的組織，一點縫兒也沒被他們找到?！?/p>

　　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了，胡愈之、胡仲持昆仲的家即是復社所在地，位于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醫(yī)院舊址旁，系一幢沿街單間三層樓房。前門是巨籟達路174號，屬法租界，后門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安樂邨，屬公共租界。

巨鹿路174號復社舊址（20世紀90年代攝）

　　復社只存在了約短短四年的時間，但何須說其他事業(yè)，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兩書，便足以在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記了。